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17日报道，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被曝要求其员工进行摧残身心的过度加班后，日本政府希望老板们命令过度工作、睡眠不足的雇员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的下午3点下班回家。
该想法的支持者（包括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认为，工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打个盹恢复体力、或享受更多的休闲活动，推动经济加快走出通缩。
很多劳工专家称，事情可能远没那么简单。
在日本，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质时间”一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但在“安倍经济学”经济复兴计划进入第5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安倍任期内，过劳死引发的诉讼数量上升至创纪录高点，同时很多人认为劳动法律改革早就应该出台。
正如历届日本领导人所发现的那样，安倍正在发现，改革日本加班文化的任何尝试都会受挫。多年来，人们对加班的态度不断改变：从战后国家重建、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渴望主导地位、进而演变为过去20年通缩时期“不惜代价保住我的工作”的工作狂心态。始终不变的是令人疲惫不堪的过度工作。
“工作实践中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是在电通，其他公司也有，”为高桥茉莉的家人提供法律咨询的川人博表示。高桥曾是电通的实习生，她的自杀唤醒了日本公众，使他们对过度工作的故事不再像以往那样无动于衷。
东京早稻田大学劳动法教授石田真补充称，日本加班的真实程度“无法估计，但无疑非常非常严重”。
去年底，当高桥的父母公开了当地劳动标准局作出的关于她死于过劳死的结论后，这一事件由此曝光。过劳死是法律承认的“过度工作致死”综合症，根据官方数据，日本每年至少有200人死于过劳死，而劳工组织认为未报告的实际数字高得多。
媒体报道了高桥发给母亲的已删除的短信内容，当时她正挣扎于撑过每周只睡10个小时的日子。这些报道格外沉重地触痛了日本的公众情绪。
随着无所不在的技术设备模糊了“工作时间”的定义，超负荷工作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
然而，日本的工作文化浸淫着“疲惫比卓越更有美德”的观念——这种立场刚好符合企业利益。过劳死并不新鲜。几十年前，日本就首次承认了这个词，过劳死引发的索赔案件逐年增加，2015年达到创纪录的1456起。日本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累计超过2000个小时，是全世界过度工作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厚生劳动省最近一份报告发现，2015年日本人的睡眠时间比压力极大的上世纪80年代还要少。日本企业转向聘用更多兼职员工的长期趋势，加大了全职员工的工作负荷。
甚至职场语言也很说明问题：每当有一名员工下班时（无论有多晚），他或她都会向继续加班的同事道歉（“我先告辞了”。留下的人适时地感谢离开者“你辛苦了”。
目前日本正在进行多种改革尝试。有一项现行政策会点名和批评那些强迫员工每月加班超过100个小时的公司。这一门槛将被降至80个小时。未达标的公司老板将不得不向厚生劳动省作出解释。
但除非日本企业改变工作文化，否则“超值星期五”活动可能被证明是徒劳的宣传努力。
早稻田大学的石田教授称，员工们日趋把两大方面的问题放在一起看待，一是过劳死现象和过高的加班期望，二是公司管理层和工会在其他方面未能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失败。
庆应义塾大学劳动法教授樋口美雄警告称，过劳死问题“需要日本社会同时作出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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