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里特表示，人们会根据书名认为这本书是研究互联网对人，对儿童、教育、家庭、国家的影响，然而这些都不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接着他话锋一转，“本书对因果关系的探寻，旨在理解互联网不是产生什么效果的东西，而是它自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网络效应存在于它自身产生的过程之中。”这番表述无疑告诉人们，网络就是被精心设计、赋予寄托的一种结果。譬如，当我们在描述互联网是“信息乌托邦”或“代码即控制”时，不论它最终呈现的是什么，按照斯特里特的观点，网络早在诞生之初就被它的缔造者们烙上了印记。
互联网的诞生缘于“冷战”，但事后的走向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出发点。互联网所展现的并非是隔离、孤立、对抗的状态，而是开放、互联、共享，后者也因此被诠释成“互联网精神”而为人们广泛接受。斯特里特的写作旨在还原与解释互联网如何接纳了这种观念、思想，有哪些重要人物参与了这一进程，以及他们究竟是如何塑造成功的。如同福柯的《词与物》、路易斯·梅南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每个历史阶段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并且这些思想有其赖以维系的土壤和渊源。互联网作为一项承载人类创新梦想与传播诉求的科技成果，它包含着对时代的表达。这也正是《网络效应》重点要关注的议题。
斯特里特尝试以“观念史”的框架，向公众提供另一种有关互联网发展史的叙事。他特别强调了文化、理念、愿景、思想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他认为，一项嵌入社会的技术，需要被赋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日常生活以及个人体验相关的意义。从诸多方面看，《网络效应》很像弗雷德·特纳的《数字乌托邦》。在数字文化史的梳理与记录中，特纳的《数字乌托邦》可谓首屈一指。这部书行文流畅，细节丰富，信息量巨大，串联了整个20世纪50到80年代，它旨在告诉人们，互联网发展初期是由许多反战、反主流文化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工作者参与，这因而奠定了网络自由、开放、分享的信念基因。至于斯特里特的这本书，则在时间记录的跨度、人物群像的广度、理论学说的深度上，更进了一大步。斯特里特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于“在充分吸收特纳作品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加深远的解释”。那些在特纳笔下出现过的人物和重要的历史背景、事件，在《网络效应》中都有提及。不仅如此，斯特里特还从计算机科学、传播学、大众流行文化等领域，找寻思潮异动的蛛丝马迹，进而提出了一个与特纳的不谋而合的结论：在70年代，计算机成为方便获得、不可抗拒的新文化。其标志性意义不在于将懒人沙发或其他反文化标签引入办公室，而在于为计算机的运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意义，为坐在计算机前意味着什么赋予了新的内涵。
对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来说，国内正兴起一股反战和由此及彼对社会不满的情绪。面对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官僚制的世界，包括特纳在内的许多科技界人士，都在不断地思索计算机的“人文价值”。这个价值在斯特里特看来，就是“计算机混合了个体创造性和表达欲的叛逆感，塑造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愉悦”。
浪漫主义在斯特里特梳理下的互联网史中，是一个概念或一种价值立场。作者认为，当“浪漫主义”开始投射到计算机网络以后，它从此深深地影响与塑形了数字文化。直到今天，不管是开源代码，还是黑客伦理、赛博朋克或是极客们操办的各种音乐节、文化沙龙、“免费”模式等，都体现着对浪漫主义的追求和遵循。当然，它也不是抽象的，如同“网景”浏览器创始人、有着“硅谷金童”之称的马克·安德森，他代表着绝大多数硅谷人和科技业者的风范，对于未知的将来敢于冒险，对于认定的领域充满野心。
斯特里特曾任美国佛蒙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为加拿大韦仕敦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媒体、技术、法律及文化。之前他还出版过《售卖空气》一书，这部作品如同《网络效应》一样，关注社会观念、文化对媒介发展的影响，只不过这里的媒介是广播。斯特里特认为，广播技术的发展如同1994年的互联网，在1920年曾令世人惊叹不已，可被视作一种社会哲学实践，是一种社会想象的产物，正如科技或经济必需品。倘若按照今天这本书的写法，它该有个备选的书名方案——“广播效应”。
从题材上看，斯特里特写了一本并非编年体的互联网发展简史，与其他类似的著作相比，作者更关注的是互联网的内在基因如何形成。比如，安德鲁·基恩在《科技的狂欢》的第一章写了“互联网简史”。但他意在揭示，科技早就背离了其设计者们原本的意图，越来越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利器，而非如宣传的那样体现平等、协作的工具。吴修铭在《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一书中，把连同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在内的信息媒介，批评得毫不留情。他指出，不管处于哪个媒介占主导的年代，产业的巨头们总是想尽办法把持一切，它们通过垄断市场、国会政策游说、相关利益捆绑等手段，试图掌握“信息流的总开关”。又如《互联网：一部概念史》借由相关历史的整理，意在证明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发展主题或主导的线索。到了《网络效应》，斯特里特则从历史的细节中看到了文化信念的力量，并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情节、生活的现场感营造，阐释了为什么文化对技术、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
不过，仅有浪漫主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从技术到相关产业的成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然而，市场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是依情况而定的，两者并不必然是调和、融洽的。所以，在界定浪漫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既不能简单地总结为“接纳”，也不能转向认定为“抵抗”，用“博弈”或“角力”或许是恰当的。斯特里特多次谈到，网络的浪漫主义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认为互联网天生孕育着自治、民主，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不顾史实的妄想。同样的，应当将其历史中的文化因素纳入到我们对科技产业政策制定、规则实施的考量范畴，这才是周全而又明智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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